中朝友谊桥

　　中朝“革命友谊”已经走过60年风雨，当年中国基于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”考虑，宁可减缓本国发展速度，也要支持朝鲜这个“东方反帝前哨”：源源不断的低息，无息贷款，甚至免债承诺；规模可观的无偿物资和人力支持等等，这种特别的慷慨，成为了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。

　　“赔本赚吆喝”行不通

　　冷战终结，改革开放，那种受意识形态支配、不计成本的“援助经济”已失去立足之地，中国开始转轨：从贸易方式改为硬通货结算，到援助不再有求必应和彻底与市场绝缘，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逐步地向国际规则靠拢。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金正日非正式访华时，中方正式提出了“政府引导，企业参与，市场运作”的经济合作新框架。从该事件可以看出，中国试图消除政府包揽、企业从属、市场隔绝等种种弊端，从而从根本上，改变传统的“输血式”经济合作方式。

　　不过中国的改革举措效果远未达到预期。官方统揽着所有高端合作项目，政府依然主导大局。企业参与项目没有“政策优惠”，缺乏可靠的制度保障。2012年，辽宁西洋集团称遭朝鲜单方面毁约被套2.4亿元，虽然朝鲜并不承认，回应称中国公司需要负主要责任，但可见中国民间资本进军朝鲜还是有较大风险的。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截至目前对朝援助仍占中国对外经援90%以上的绝对比重，援助的基本宗旨之一是增强朝鲜经济自立能力，实际上却离此目标越走越远。同时朝鲜和中国的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，今年5月，一艘大连渔船遭朝鲜扣押，朝鲜索要60万元赎金，将船员关在仓库里并拿走了食物，十多天来船员们只能靠吃鱼充饥；此类事件近年已发生多起，朝方宣称渔船越界，但船长们都否认这个说法，而放回的渔船多被清除了部分行船记录。

　　中国孤军深入，焉知非祸？

　　中朝经济关系的畸形有多方面原因。比如，有关国家为制裁朝鲜核试和导弹发射拒绝与其做生意，李明博对朝政策强硬导致南北紧张加剧，迫使朝鲜唯有依靠中国。不过，最主要原因还在朝鲜自己：经济体制僵化，结构失衡；研发核武耗费巨大国力，深陷国际制裁，国际经济合作的外部环境和通道破坏殆尽；同时，朝鲜还保留着冷战时代的思维惯势，习惯于政府间的“同盟援助”方式。

　　维系老朋友需要“有所表示”和“必要付出”，“优惠价格”和“友谊项目”随之产生；为防止朝局势不稳危及周边安全，更要加大援助力度。这个问题愈发难以解决。

　　朝鲜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并非中国之福。从经济角度看，先占和主控朝鲜市场虽然有利可图，但朝鲜政策多变，潜在风险极高，中国单兵深入，独担风险，一旦生变，后果难料；从政治上看，朝核危机爆发以来，要求中国以经济制裁迫朝弃核的声音不断升高，中国陷入两难：照办可能朝彻底撕破脸皮，也恐朝鲜生乱；不照办又会被当成朝鲜“庇护者”。显然，唯有正常的经济合作关系才对中国最为有利。

　　不过朝鲜似乎并不理解中国的两难境地。今年年初，朝鲜不顾国际反对强行发射卫星，由于发射卫星的技术同样可用作发展弹道导弹，引发半岛局势高度紧张。随后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，中国也呼吁朝鲜克制、重返六方会谈，朝鲜直接发表声明称“此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美国主导进行幕后协商制定框架，并由盲从已成体制的成员国像木偶一样举手通过”，直指中国。

　　吾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

　　朝鲜无法抗拒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，但又惧怕政毁人亡的风险，于是选择了“朝鲜式”道路，核心是在不根本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，部分引进市场，促进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嫁接。目前朝鲜明确拒绝改革开放，这决定了中朝经济关系不可能协调和顺畅。不过如果朝鲜在资本市场的实验中尝到甜头和树立自信，也不排除深入开放的可能性，如此则有望逐步降低同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合作的体制障碍。

　　另一重大现实瓶颈是朝鲜核武装。金正恩政权将核弹视为先辈“最大遗产”、“护国宝剑”和“军事强国支柱”，宣称“绝不弃核”，并动员政治、外交、军事等全部手段拥核。这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.2013年初，朝鲜核试验地点距离我国边境不过百余公里，虽然环保部和各方专家都表示不会影响中国公众健康，但还是引发了一些对于辐射的担忧。

　　核问题上的对立直接危及外交关系，经济关系也难以幸免。特别是一旦朝核危机激化，中国身负大国责任无法置身事外，必要时可能对朝实行经济制裁，在这一情况下，双方经济合作暂时停摆、倒退难以避免。

　　中朝关系急需转变，但就目前来看，这基本是中国的一厢情愿。朝鲜如果不主动认清国际形势，作出识时务的选择，正常的两国关系终是空谈。

　　(作者曹世功，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，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；《经济日报》国际部高级记者及常驻韩国特派记者。现中国亚太学会朝鲜半岛研究会委员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)